《邮政法》修改稿第7稿第10条规定，“信件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；但是国际信件的速递业务和单件重量在350克以上的国内信件速递业务除外”。对此，上海天天快递公司总裁徐勇表示：“民营快递公司90%以上的业务在350克以下，如果第7稿获得通过，全国绝大部分民营快递公司都将关门，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靠10%的生意养活自己。”这就是所谓的“邮政专营范围”，又称“350克生死线”。
内含“民营快递350克生死线”的《邮政法》修改稿第7稿，是由“既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”的邮政部门所主导起草的。笔者认为，这是行政权力干预、打击民营资本的一种政策性歧视。
资料表明，目前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共有几十万家，年营业额超过200亿元，占据了国内80%同城快递和60%跨省快递的市场份额，而邮政EMS所占的份额，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统天下，已萎缩到10%以下。据此，邮政体制改革后渐渐失去稳定且持续利润来源的邮政部门，迫切渴望出台《邮政法》修改稿第7稿来变相“收”、“垄”邮政市场的心态，就已是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。
民营快递白手起家、从无到有、从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、再从暴利行业回归到微利时代；民营快递的出现，就像是快递业的鲶鱼，大大激活了我国这个沉寂、低效且高成本的快递市场。
如果硬要说民营快递有什么过错，那它最大的“过错”就是“扰乱”了快递市场、“侵吞”了原本属于邮政部门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利润———倘若一个国家的每一个部门都只顾着自己的部门利益，争先恐后出台有利于自己部门的政策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低效率、高负担、无政府的状态，受损最大的只能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福祉。
中国通信学会邮政委员会学术部主任顾联瑜认为，按照1987年施行的《邮政法》，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，而民营快递公司早已在事实上进入邮政专营的领地，本身就有违法嫌疑。对于这种观点，笔者又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“包产到户”改革——这是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。为什么快递业，就不可以来一次类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呢？法律法规的滞后性，这又应该怪谁？
中国的邮政部门几经改革之后，面临“断奶”生存艰难，但不能靠走政策性歧视、走“改革复辟”的歪路。邮政部门除了摆正自我心态，从自身的体制改革入手，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等办法，与民营快递展开一场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竞争，别无他途！
如果民营快递溃败在“350克生死线”，绝不代表着中国快递业的进步和发展。它仅仅是民资败走于政策性歧视、行政权力的又一个案例。
